哀悼谭雪生老师

谭雪生老师不幸于七月十四日离开了我们.十九日我参加了向谭老师的告别仪式.谭老师还是我的同乡,广东开平人.我学艺多年得到很多值得尊敬的老师的指导和爱护,使我能够在艺术道路上发展成熟.但在我的心中既是老师又是朋友的,是徐坚白和谭雪生老师.谭老师坦荡的胸怀和真诚的品质象金子般地闪光.他的离去牵动了大家的心,各地的亲朋戚友都纷纷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哀思.
这里贴上一些和他有关的资料,有些是我拍的照片,有他家人发的卟告,有王受之教授介绍他的文章,以作纪念.

 訃文:

油畫家譚雪生教授,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十四日晚九時在美国洛杉磯療養院息勞往生,終年九十歲。

谭教授于1921年农历12月1日在广州长老会主持博济医院出生并受基督教洗礼,届时其母任长老会花地真光小学音乐教员,其父任孙中山先生主持国民政府的招商局局长。

1940年日本入侵香港,他避难重庆,考入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美术,其间积极参加学生抗日运动;1945年他从林风眠画室毕业,1946年受聘广东省艺术专科学校教授美术,1948年到1949年在香港岭英中学任美术教员,同时参加香港左派《人间画会》的艺术活动,与木刻家黄新波等人积极推动为贫苦大众说话的艺术创作。

1949年到1954年,他和夫人徐坚白一齐回到广州为广东省文化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工作,参与筹建华南文艺学院并在该校担任主要行政职务。1954年该校迁往武汉改名为中南美专,他继续负责学校的主要行政管理工作并担任附属中学校长。1957年他回到广州负责该校回迁并改名为广州美术学院的选址与筹建,以后长期负责广州美术学院教务工作,并为筹建工艺设计系兼任该系主任,直到1982年在教务处长任上退休。

作为中国四大美术学院之一广州美术学院的主要创办人之一,谭雪生教授将自己的一生付诸于继承和传播他的老师--中国当代美术教育与绘画艺术大师林风眠先生的教育与艺术思想,在过去50年里,和他的同辈画家们一道紧密合作,创造了一个思想相对宽松,有益艺术发展的学习环境,使得南方这所美术学院享誉全国,当年的许多学生都成为国内外享有声誉的画家。

在承担繁重行政工作任务的同时,谭教授仍然念念不忘艺术,行走祖国各地,留下一批可贵的油画作品,这些作品部分被广州美术学院,广东省美术馆和国内以及东南亚收藏家收藏。

谭教授在晚年退休之后,除了继续油画创作,还将大量精力投入广东老画家和中国美术历史的资料收集和个人回忆整理工作,为后人留下许多宝贵的第一手美术史研究资料,并擅写出版了三部文学剧本。

谭雪生教授一生为人谦和忠厚,光明磊落,与妻子相沫以濡,对儿女呵护慈爱,以艺术家情怀拥抱生活,以无私的人道主义精神奉献给艺术教育事业,他将让我们永远怀念。

 

 

王受之教授写的回忆文章


2011年7月15日,突然收到画家司徒绵从加利福尼亚州在拉古纳海滩(Laguna Beach)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广州美术学院的老教授谭雪生在洛杉矶去世,今天就收到谭老师夫人、油画家徐坚白老师的传给我的关于谭老师过世的讣告,知道谭老师是在7月14日晚在洛杉矶疗养院过世的,享年90岁。追悼会在19日举行,我那一天刚好学校有课,悲伤之余,写此文悼念谭老师。

关于谭雪生老师,我看网上有关记载是:“谭雪生(1921.1—2011.7.14),广东开平人。1946年毕业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47年任教于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1948年任香港岭英中学。美术教师,为香港美术教师联谊会会长、人间画会成员。1949年以来,历任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讲师、广州美术学院附中校长、广州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主任、广州美术学院教务主任。1973年曾赴东欧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绘画展览;1988年应邀赴美国访问和讲学。现任华南文艺业余大学副校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美协广东分会理事、广东省文联委员。擅长油画。油画《彭湃领导海陆丰农民起义》由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雪山下的溪流》由澳门赵斑烂文化艺术馆收藏;《花溪飞瀑》由广州美术馆收藏。出版有《谭雪生油画小辑》、《谭雪生、徐坚白油画选》。”

这段记载很简略,也很抽象。其实,谭老师、徐老师一生对广州美术学院的贡献很大,他为人正直,甚至有点耿直,却一直没有在广州美术学院成为研究的对象,我作为一个比较知道内情的人,总感觉内中存在有意忽视的嫌疑。因为他掌握的这段历史,是有些人不愿意提到的。在他故世之前,他写了不少文字回忆,他的女儿谭加东也帮助写了不少回忆的记录,加之谭老师身体健康得很,所以我总觉得这件事他和加东做就行了,现在突然听到他故世,我有点着急这些事会随风吹散,历史真相就还原不了了。所以赶快写了这段文字,放上博客先“存档”,之后再陆续做来。

谭雪生老师是抗战的时候在重庆进入国立艺专的,在那里认识了从杭州艺专转移到重庆的徐坚白老师。抗战之后,他回到广东,参加地下党,进入广东的艺专,解放的时候代表党接管艺专,这段艺专的历史,他是最清楚的。

民国以来,没有地方做校舍就拿寺庙来用,好像成了一个惯例了。抗战结束之后,广州成立了几个学校合并的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简称“省立艺专”,广东省立艺专拿了光孝寺部分地方做作学校用,设三个部:美术部、音乐部、戏剧部,占了好多禅房,因为是政府的命令,和尚也没有办法,到1950年,广州解放了,人民政府还是把这个学院继续留在这里,改名字叫做华南文艺学院,谭老师当时是参加解放时接管省立艺专的人之一,接管美术部,现在还健在的广州星海音乐学院的俞薇老师则接管音乐部,他们都是地下党的艺术家。

我第一次见谭老师是在1950年,我当时才5岁,父亲带我到广州光孝寺内的华南文艺学院,在侧殿的荷花池旁边遇到见到一对漂亮的人:非常高大英俊的叔叔和美丽精致的阿姨,父亲让我叫“谭叔叔”、“徐阿姨”,这就是谭雪生老师和徐坚白老师。我们常说的“郎才女貌”,这一对人可是我见过最能够应这个说法的夫妻了。谭老师相貌堂堂,徐老师娇小玲珑。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很具体的历史问题:广州美术学院的前身省立艺专的组成是怎么一回事。这件事只有谭雪生老师最清楚,我这里引用他的口述回忆录有关的段落,来说明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会在光孝寺见到他的。这个回忆录是他的女儿谭加东根据他口述整理的,时间在2007年:

“我1940年一月进艺专,比坚白早大半年。那学期还没有上课,我们春季入学就去松林岗劳动建校舍,因为青木关有个雕堡可以做校舍,还要军训,跟教官操练。我是班长,带头抗议学校不让我们上课而要我们去搞军训,我们四人就被开除了。我没有想到会被开除,吕凤子是校长,还在纪念册上留言,勉励我。但是打击也很大。我到重庆去找赵蕴修,他当时在警官学校教美术,给委员长做铜象,我投奔他。林风眠住附近。他天天陪林跑警报,我就陪他们跑了一个多月,整个暑假都看他画画,听他聊。所以我和林先生很熟,画风景也是受他影响。过完暑假回来争取复学,住周祖泰的宿舍,林先生也跟刘开渠讲,陈禾衣,朱培均都为我说情。我还到青木关找陈立夫部长告状,说我主课最高分(和李可染妹妹李婉同分)怎么可以说我学习不勤?我一进去就找到陈部长,顾毓秀坐在旁边。我可以冒充华侨子弟因为我父亲在越南,说我参加过抗战,成绩素描好,为什么开除我。陈就打官腔,说为什么不好好念书。我说就是没有书念,利用我们开荒,才反对学校。顾在一边不开腔。他们叫我回去等消息。我就回去住在周的宿舍里,又等了好久没有消息。我就准备转学到武昌艺专,还用以前的名字谭幼民,用蜡翻石膏做假图章帮我做个中学文凭考武昌艺专。等录取通知前,我又和林、赵待了一段时间。去武昌半年后,国立艺专就让我复学了,因为换校长陈之弗,他们都和我说情。邓白先生是陈的弟子,也替我说情。关良,这些广东老师在国立艺专都很大势力,还有李超士。但是虽然国立艺专广东籍老师多,他们从不拉帮结派,不争权夺位,普遍是对学生好。广东人太老实,不结帮,林风眠也不讲人家坏话,从不讲徐悲鸿的坏话,不说谁不是正宗之类的,我跟他们在一起从来不听他们讲是非,都是谈艺术。

上课学了素描,头一年是李超士教,他留法比徐、林还早,广东人,很瘦小,我得素描最高分就是他打的。他色彩和素描都很扎实。林风眠就给我们很多流派介绍。他们都要求严格的素描基础,但林给我们更深刻的是对艺术的理解:艺术是多样的。林爱画彩墨风景,强调艺术感觉、直觉和个性,不要学生学他的风格。另外是他做人的方式,对学生像平辈,一视同仁,不搞宗派,一心一意只搞教育事业,不争权夺利,不当官最好。广东人有这传统,从孙中山起,不讲个人私利,广东艺术家也是如此:李铁夫,郑锦(在日本很有名,傅连璋蔡元培重用他,他在北京创办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北平美专。他搞成了后,被保守派攻击他画日本画,赶他,他也不争,就转去搞平民教育),林风眠,胡根天(让他筹备广州市美成立后都不肯当校长)不争官,不搞流派。

我们的老师胡善余留法,教基础素描色彩,关良留日,去过法国,任当时的教务主任,教水彩。方干民留法,教素描。我们画素描和水彩的画具还是上海运来的,木炭笔和洋素描纸都买不起,买四川土纸代替,没有白纸。好的洋素描纸画一趟后用面包擦掉重画,一张纸用五六次,连油画材料都用不起。反正是白纸就留下画速写。自己用樱桃木和柳树枝烧木炭,稍微烧过后用香烟罐埋在沙里闷成炭。用床单撕掉,上漆当油画布,没有颜色自己磨,用染布的颜料掺油。林风眠也自己用染布的颜料做颜色用。白油画颜色用最多,就买白铅粉掺油来代替。

二年级是张宗禹教,他留法的,教解剖和素描,三年级是胡善余,坚白没有经过李超士,她比我晚一年入学。四年纪是方干民,四年下学期和五年级是林风眠,实行画室制。当时只有吕霞光,林和方三个人能开画室,我们都不喜欢吕的画风,只有一个人选他,说图清静,他后来到法国搞得很好,在法国捐一个画室给中国,有人要把画室变成徐悲鸿画室,他说我是捐给中国的,不是给徐的,所以后来我们才有机会到巴黎去。我原来是方干民画室,后来和苏天赐一道转到林风眠画室。

当时生活是很艰苦的, 很多同学肺病、肝病,又不够营养,死了几个,神经病一个:我看他算米对法币换率的帐,一直不停在算,就知道他脑子出问题了。我们食堂就是吃稀饭胡豆(蚕豆),无缝钢管(通心菜),猪瘌菜,有窝笋就是好菜了。月底有红烧肉就是加菜。学生分甲、乙、丙三种贷金, 敌占区来的完全没有收入的领甲种,全包伙食,有点零用钱。坚白家里有点钱,她是乙种, 我的父亲已经破产也失掉联系,我成了甲种。因为我发音不准,将“甲” 念成“杂”,所以同学都笑我是“杂种”。钱不够用,买点鸡蛋,去外面面馆吃碗炸酱面或者肉丝面就很好了。还偷农民的青蚕豆吃。冬天打狗,小狗被农民扔在路边不要的捧回来吃。借校警的枪来打狗。农村狗贱。教室里冬天用不完的火碳,就借锅来在教室里烧狗肉,搭油和猪肉和香料。老师同学都来,大家围坐,很有意思。

我抗战时想过去延安。到重庆后,同学罗汉武思想激进-他在井岗山受农民暴动影响。他最早被开除,也对我影响大,反对上党课也是他跟我搞的,还有周惠英。进步同学都支持我们搞学潮。所以我复学后,这些进步同学,象陈明,就帮助我,培养我,给我看长征的书,大众哲学,进步刊物,还想介绍我去延安,走西安。我差点去了,但是考虑刚复学,还没有怎么学习,拿什么参加革命?所以他们也没有勉强我。还推我当艺专剧社社长,因为他们要毕业了,为了保证剧社在进步同学手里。后来政协会议国共和谈,西南联大的李忠来找我,他其实是外围组织的地下党,我们不知道组织怎么布置,让我代表学校参加各大专学校进步学生会议,我和另外一个女同学,回来传达带动学校运动。沙坪坝民主促进会第一届成立会议,中大学生也也来找我代表,他们吸收学生,我没有参加党派,后来直接和地下党联系。后来到上海和广州一直和李宗联系,他来看我们自己的广告社,还送我们一个旧电话,让我在上海继续搞学生运动,最后一次学联会议讲抗战复员后,要把学生运动带到收复的沦陷区去。我在香港转正时要讲参加革命经历,我就把这段写了,组织上说当然是有这样的发展,但是不要强调学生运动的重要,学生运动是党领导的。全国革命的发展主要是党的领导。

我毕业后先到上海,我母亲的养女,我的娟姐还在上海,她的兄弟开内衣店,她的丈夫教书,她在店里车衣,常煮东西给我吃。我和李松石、周组泰一人出三钱金子开业,我的本钱是周垫的,叫雅典艺术社。本来是准备团结同学,用广告维持,但是做不过老店,天天吃罗宋汤面疙瘩。后来去杭州看林风眠。林先生就叫我回广州帮丁衍庸开艺专,还叫我去南京看坚白的时候,催教育部快点发丁的委任状。

抗战胜利,国立艺专分家,一回杭州,一去北平。本来教育部长朱家骅是想让林先生当杭州国立艺专校长,徐悲鸿是定了到北平当艺专校长。林先生说潘天寿在重庆国立艺专做得好好的,他会不会不同意?得先问问潘。林就是这么厚道的一个人。教育部就让他自己去讲,他就让赵无极去问潘。潘天寿说是应该的,但是潘手下的人从后面向陈立夫的老婆告状,陈的老婆原是潘的学生,他们一直煽动艺专三青团的学生给林先生戴红帽子,陈(刚下台换朱当教育部长)和其他国民党的官员也有派系,也一直认为林先生左倾,常保护学生,在重庆就是他们不让林先生当校长。国民党张道藩一派整林先生的事情起因有几个:一是抗战七七事变撤退,北平艺专是被打散的,杭州艺专撤退是有经费的,北平艺专在湖南招了几个学生,到湖南就和林先生要钱。林先生根本不管具体事务,管教务的林文铮是蔡元培的女婿,和林留学的同学,他们不敢惹,就告林先生贪污。抗战搬家逃难,怎么可能什么账目都有很详细记录?他们就将姓候的一个财务主任抓了去,所以林先生就一气辞职,让他们没有对象折腾。第二原因是张道藩当浙江教育厅长时(抗战前)有一次杭州艺专的学生不知因为什么事冲进他家,砸了他家,所以他很恨杭州艺专的学生,一直把林先生当眼中钉,通过常书鸿来整林先生,所以杭州艺专的学生很生气,在重庆就因为替林先生不平,要打常,最后将他赶出了国立艺专。那时我们已经快毕业,很多人都走了,但是我们还是想为林先生恢复当杭州艺专校长的事去做一些事的。赵蕴修和赵无极就提醒我说,你们左派学生不能出面,因为他们就是想给林戴红帽子。林先生说,他自己会去教育部解决,叫我们别管,我们以为他会有办法,没想到他就是去辞职。林先生自己从来不谈这些事,都是赵无极和赵蕴修跟我说的。

虽然抗战后教育部换了人,整林先生的人还是有势力,他们借潘天寿的事继续阻拦林先生回去当校长。朱家骅也搞不过他们,又不好意思向林先生直说,就想让林到广东去,林就不愿意了。他的家在杭州,老婆女儿都在杭州,他自从到法国留学后就没有回过家乡和广东。因为他小时候,他的寡母和一染布的年轻人私下交好,被族人卖掉后失踪,他一直找不到母亲,心里有痛,不愿意回家乡广东。他就推荐丁衍庸当校长,让我和袁通,赵蕴修,苏天赐回去帮助建广东美专。林先生1979年离国到香港,非经过广州出境不可,可能就是他这麽多年后唯一回过广东的一次。上面市政府欧初安排我和黄笃维(代表美协)和关山月去看他,陪他去看植物园。林老告诉我,上海说他的画是国宝,只许他带四十张画离开,到广州还要送人,连美协的办事人员和司机都要他给一张。林老当时已经79岁,我当时看到一代艺术宗师的晚景这样,不能不说是心里发生震动。

话题回到46年的上海,这时我们上海的广告社亏本,省艺专给我来聘书,我还走不了,因为没钱买票。是胡善余先生借给我钱回的广州。我一走,上海电力公司搞罢工,和我联系的地下党,西南联大的山东人钟全洲(和李忠同学)就是策动罢工的,后来他和王孝和一起被抓被杀。如果我待在上海,说不定也就出事了。

我到省艺专一年以后,被丁解聘,他说我和戏剧部的学生搞学生运动,拍讽刺国民党的戏。丁知道我在国立艺专是左派学生小头目。他是投陈济堂老婆莫秀英的门路,所以要巴结国民党,派一个姓吴的和我住,监视我,偷开我的信件,他一开始就防我。后来国共内战紧张,他是抗乱委员,得罪很多人,所以解放后他就到香港去了。

当时省艺专有美术系的黄笃维,苏天赐,林镛(原来国立搞教务的后来到法国)赵蕴修。谭华牧是老的教授,胡根天也是,但是他们不来上课,因为学生不多。丁开的名单人多,不来不给工资的也多。我们拉开他的抽屉,原来都是这些教授的图章,这叫吃空额。

另外艺专还有赵枫,李凌,和陈卓犹,都是有名的戏剧音乐家。他们是西南艺专和上海时期我已经认识的人,李宁脱党到西南艺专教书,搞新音乐,后来到上海,住周组泰家里,每天同桌吃饭。李宁一家四口,我,李松石。后来他们到广东,赵改姓名叫吴福田,别人就怀疑他,说这么有才能,又能指挥又能作曲,查他底细。黄笃维就赶紧告诉他,他当时组织广州青年音乐会,一开完就躲到香港去了。后来解放后他当了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我们在北京开艺术教育会议见到他,还谈起这段往事。

我被丁开除后又回到杭州,和阿苏住在林先生哪里,47年底到上海送坚白出国,在上海住周祖泰家,陈明来动员我入党,48年一月就在一个党员艺专同学李玄剑教书的小学宿舍里宣誓。我一下子找不到工作,回到香港的父亲要招我去香港。组织上说很好,香港正需要人,我就去香港了。父亲介绍我到深水埔一间中学教美术。党组织派乔冠华亲自来找我,单线联系,我当时也不知道他是谁,是陈明写信来告诉我,说会有人到中学宿舍来找我。他晚上来找我的,了解我的情况和家庭,我就告诉他,我父亲以前是友邦人寿保险公司,后来在永安人寿任职,他知道我父亲在香港有些人事关系,认识司徒美堂。就叫我帮助统战。我和父亲去看过司徒美堂,也向组织汇报。他们也知道我认识新波(通过在重庆认识的王崎去见新波),就叫我去参加人间画会。

画会是邵荃麟、夏衍香港文委领导的外围组织。我也不能讲我已经入党的事。后来组织上告诉新波,新波就叫我从工委(乔冠华领导的)转过来到文委。乔还来找过我几次,后来我转到文委就没有和乔联系了。但是我和工委还有些关系:组织上让我做一个国民党海军冯某(因为他认识越南华侨李根祥,而李是我旧日同学)的统战工作,他想离开海军到香港商船工作,我就让他不要离开海军,后来他还是上了商船。我要去广州之前,还把他的关系转到别人哪里去继续统战。上海组织还要我帮来港买药的人,我上课没空,就让姐夫洪哥带着。组织上来香港办事的人被安排在苕箕湾我家住,因为偏僻。有一次一来几个人住在家里,父亲就问,我就跟组织上说,我父亲对共产党不是很好感的,组织上马上就把这些人叫走了。

我那时的任务很杂的。什么都做。后来关山月到香港,我也招呼他,他知道我和新波和人间画会的关系,所以对我很好,还有杨秋人,阳太阳在广州都呆不住,因为他们参加要和平不要内战的游行和支持学生,被国民党怀疑威胁,所以他们都到香港来了。我又介绍陈隆田我的同学,参加过国民党军队,也住在关山月他们住的文委。领导批评我警惕性不高,也不让他参加人间画会。陈后来到武昌艺专去了。

我父亲觉察出我的政治倾向,跟我说,“你加入“第三国际”要慎重考虑,毛泽东是歧视排斥知识分子的”。我听了很不以为然,因为我的党员朋友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就没有这些顾虑。何况我已经决定献身革命,还怕什么歧视排斥?就如当年母亲责备我不应该背叛耶稣,我不屈服,我也不把父亲的话当回事。

现在回想父亲的话,他从政出身,到退出第一届民国政府,可能更懂得中国人的政治和党派。但是因为他不喜欢共产党,我和他没有交流,我的活动和思想都不让他知道。

我那时参加革命,不计较个人的事,什么都是听党和上级安排。我跟东江纵队进广州后,是华南文联秘书处的副处长,从华南文艺学院临去武汉前,我已经是处级干部,穿供给制发的黑尼制服,是华南文艺学院三个党总支委员之一:我去武汉前,林林去了北京,陈残云去广东作协,我负责解散华南文艺学院和安置所有人,然后带队上武汉将人事档案交给湖北省委。当时讲究党的领导,我在华南文艺学院的位置很高。一到武汉,院里安排我当院长的秘书,就降下来。他们将关山月和杨秋人安排成建校委员,连一个刚毕业的中央美院的学生都是建校委员,但是就不包括我,还是杨秋人说这样不对,我在华南什么都当,都管,院里才让我参加建校。连武昌艺专的人都看不惯,说一个才从中央美院毕业的学生就当附中副校长,提了出来抗议,院里才把我安排成第一副校长,关山月是挂名附中校长。这种现在看来很明显地排斥,当时我都没有计较的,认为党的安排就是要服从,想都没有想过这些替党安排的人是有私心私利,要用我,但是对我和广东的关系总是有忌讳。院里要我管行政,不让我上课,我原来是讲师级,说是副中校长要当行政级,就把我改了,结果我反而比坚白底了两级。可是我那时总是认为共产党人不应该计较私利地位,所以不计较,随他们安排。”

这一段历史,弥足珍贵,我很希望大家对这段广东历史的发展转载历史有更高的注意。

我之所以会那么小就见到谭老师、徐老师,是因为我父亲王义平在广东省立艺专音乐部教书,根据谭老师的回忆,抗战胜利以后,当时国民政府在南京的教育部很重视广东艺术教育事业的传统,曾委派著名艺术教育家林风眠任该校校长,后因林风眠先生坚持,才改派前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教师丁衍镛担任校长,设美术、音乐、戏剧三系;这段时间的老师有了庞薰琹、杨秋人、谭华牧、黄笃维、王益伦、谭雪生这些人。

第二个话题,就是广州美术学院是什么时候、怎么样从武昌的“中南美术专科学校”迁回广州的。就这个问题,谭雪生老师的回忆录里面提到:

“我们离开广州后,广东的美术界继续要办一个美术学院。1954年黄新波去北京开会,要在广州办艺专,请准文化部同意了,要调回我(和坚白,但不用提,她肯定跟回来)和黎雄才。新波经过武汉时停留,和我们打了招呼。结果原来广州过来的这些人,都想回广州,中南美专就闹地震了。中南美专的领导就又想回广州去。广东批评文化部把华南文艺学院撤掉,把广东音乐和美术的师生都搬到湖北,广东本来就有文化历史,又是这麽重要的省会,怎么可以没有美术院校?所以我们一打报告就被批准,把黄新波原来要复办广州艺专的经费用来建美院。

中南打要搬回广州的报告也是我起草的,文化部认为有说服力。院里领导后来就说是杨秋人写的,其实杨只加了一条:‘长江以南没有一间美术学院’(不准确的,武昌中南美专就在长江以南,浙美也在长江南边。)

我们回到广州,因为当时搬去武汉,把广东美术界的力量都抽走了,美协对学院有意见,现在搬回来,又是和美协计较经费和人事,我整天在中间调节。这时学院党总支改为党委,因为有足够党员,忽然学院要我当书记,我也没有多想,一口拒绝,我出身是搞业务的,党员服从党的分配,兼任党工作可以,但是要我完全放弃专业,整天开会和搞运动当专职书记,我就不想。他们也不勉强。其实是省委要我当(后来省里的人告诉我),院里看我说不当,就赶紧汇报上去了。很多这些事,我还是文革后才想明白的。当时就是为党工作,没有往人家争权夺利方面去想。包括后来他们集中精力整坚白,一方面说是看我党委委员的分上才不划她右派,另方面全院开批评大会,把她和阳太阳当57年漏网的右派补上(因为已经到58年了,反右都快过了),玩的花招我当时也没有看明白。反右时,湖北省组织部长李强亲口让我传达给学院领导说,不要划阳太阳右派,因为他还是很好的,有早年革命进步的历史经历。结果到广州后,他们还是把阳划右派,(院里一个领导和当时的省委书记一起做过牢,他不走广东省委路线,是不能随便推翻湖北组织部的决定的)。

其实后来文革之后我回头才看明白,到这时,原来华南文艺学院三分之一的教师和干部都完蛋了:王益论(唯一理论教授),王道源,梁锡鸿(原总务科长),阳太阳,徐坚白。李集均(原教务处秘书)被打成反革命,说中学时当过训育主任迫害过学生(其实他在南方大学时已经交代过)。阳太阳从广西带过来的一批人:两罗-罗保山和罗展新,都以历史问题为由被打成反革命,其实这些人都没有罪行,不应该打成反革命的。余武章虽然已经调到中央工艺美院,也根据中南美专整送过去的材料被打成右派。朱培均、陈禾衣送回广西,广西来的全军覆灭。我们搬回广州前广州在筹办办广州美专,新波已经调来我们国立艺专老同学阿崔(文革后和丰子恺女儿结婚),还有潘鹤,伍步云等人,说好是我们武汉回来后都接受他们的,结果学院就只要余本,潘鹤,和梁永泰。余本不肯来了,伍也不肯来。我们同学李强看到不受重视不是路,自己走的,罗仲原是广州艺专的,就到中学去教书。还有些人撂到一边。剩下的只有岭南画派的两个传人黎雄才和关山月没有事,他们是一定要来撑场面的,其它的都靠边了。学院尽量吸收解放后从美院毕业的年青人,大换血了。我和坚白这种年纪和资历都夹在老一代和年青一代人中间的,坚白经过“反右”,被他们永远有控制使用的把柄。我因为参加革命早,个人和家庭都没有太多把柄被抓,又不计较,努力工作,所以暂时没有问题。

我是文革后才开始想,这究竟是个派系问题,还是政治意识形态问题?解放后培养的年轻一代当然比从解放前过来的要容易信任,很容易从党的路线上解释将一大批解放前培养的知识分子排挤一边的理由。但是要看看年轻一代谁被批判谁被信任,就要用派系才能解释了。

就拿我来说,我不存在政治意识形态不被信任的问题,为什么他们也要排挤我?从干校回来了,四人帮倒了,广州第一届文代会都不让我参加,那些解放后中央美院培养的,都是代表,我就只让参加开幕式。很戏剧性的,当时台上都是军代表,工宣,省委吴南生上来就说,让工宣和军代表下去,让黄新波等受迫害的过去文艺界领导上来,一个个名字叫,正式开会,平反。这时是78年初,这个场景很震动。完了出来,美协代表问我住哪里,我才知道我不是代表。他们美协的都平反,我反而没有。当然广东美术届的老画家们就议论纷纷了,问美院怎么回事。

这些,都是后来发生的,刚解放的时候,我们是全心全意跟党的文艺路线走,没有别的想法的。比如教学方针,从一开始就传达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欧阳山传达,华南文艺学院从一开始它的学生就算是参加革命的,所以现在算是离休干部待遇。那时提一方面为工农兵服务,一方面为政治服务。上面传达说中央美院的学生参加抗美援朝,我们就也有学生去参加。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到北京跟中央美院“取经”这种事情的。我们教学讲究基本功,画石膏和速写,着重表现人,写生写人。虽然上面说要学苏联,我们没有到北京去取经。新波是白区的老革命,欧阳山不是搞美术的,没有人去提倡。到胡一川从北京调来以后,从中南美专开始,就要我们去中央美院取经,参加训练班。当时全国大专院校只能培养师范和大专师资,只有中央美院毕业的才能当教师。年青的都去。北京请苏联专家来办油画训练班。这种将艺术权威往中央美院集中是徐悲鸿的手法。当年老蒋的陆军学校就是把各路杂派军收来受训,因为他是校长,受训之后都成了他的门下弟子了。

虽然是这样,我们下面也不肯完全抄中央美院。搬去武汉第二年,因为他们老是要搬苏联经验, 强调用灯光和六节一惯制,六节课下来才吃饭。人家苏联是因为白天短,逼着在上午和中午前利用光线,我就提意见,我是总支副书记,我就写大字报“天光不要要灯光,满屋阴森暗茫茫,画得头昏脑又涨,换得进视眼一双”另一首“六节一惯嗡嗡嗡,饿得学生肚空空,人家夜长白昼短,客观情况不相同”。别的人也都反对,所以虽然院领导拼命要摆中央美经验,我们还是有抗拒的,所以到后来我才明白,他们不把我当自己人看是可以想象的。但是我们广州美院的学生为什么到外面受欢迎?就是我们的作风不完全跟苏联,我们老教师还是对中央美院有抗拒的,坚白从低年级教到高年级,对学生是有影响的。广东的老画家,胡根天,李铁夫,谭华牧,李铁夫的画在武汉挂满图书馆让学生看。阳(太阳)、杨(秋人)、王(道源)、王(兆民)、都是讲究色彩的。坚白让罗宗海他们到家里看印象派画册,看怎么画外光。因为苏联的颜色灰,因为北方天空色彩不丰富,调子灰。我们广东的天气不一样,写生就丰富。去留苏的一些人公式化,画广东风景也是用银灰色。文革开放后,我们在进修室大家画画,周大集说坚白的颜色很高贵,其实高贵不高贵是气质,是这麽多年抗拒另外的压力抗拒出来的。2006年见到罗宗海,他就说,徐老师偷偷给我们看印象派画。韶关教育学院的院长熊兆锐也这么说,他们当时是学生,并不知道老师后面的压力,也不知道派系对艺术的影响和限制。”

广州美术学院老校区在广州海珠区的江南大道,那里原来是一片坟场,离开市中心非常远,为什么会建学院在那个地方呢?传说很多,其中最主要的说法是因为靠近岭南画派的鼻祖居廉、居巢兄弟的家,就在老广州美院附近,这个说法一直没有得到确定,我总是耿耿于怀,想要落实这件事,知道为什么选址在这个地方,知道的人很少,关山月先生已经去世,还有一个姓邝的老师,也参与此事,但是也去世了,剩下了谭雪生老师一个人知道内情,我就一直想找他了解这件事。

2008年,我在洛杉矶一次广州美术学院校友的聚会里见到谭雪生老师,我说想采访一下他,他很高兴,说让我去他家里聊聊,我隔了一段时间就去了。谭老师、徐老师住在洛杉矶南部的尔湾(Irvine),因为女儿在“滨海市”(Oceanside)住,方便照顾,他们那时就住在滨海市,离开我住的洛杉矶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我找了个星期天去了。谭雪生老师怕我找不到家里位置,在小区入口站着等我,80多岁的人了,戴个草帽,晒得黝黑,精神好得不得了,倒是徐老师比较体弱。我到了他们家里,问了好多事情,他都一一详细的告诉我。

1958年,中南美专再搬迁回来广州,成立广州美术学院,当时是谭雪生老师负责在广州找校址,省里给黄华路现在的党校给美院,他们觉得太小了,没有要,提出希望在越秀山,省里不同意,最后是关山月回来选定,关山月和谭雪生老师去看的地,的确是关山月希望能定在岭南画派鼻祖“二居”的旧居附近,那个旧居就在现在柏丽大酒店后面,当时是一个村子。他们的学生就是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而他们再成立学校“春睡画院”,培养了关山月、黎雄才、赵少昂、杨善深这批人的。

谭雪生老师对于解放后在艺术教育中单一推崇苏联为中心的写实主义、什么都有中央美术学院统一是很不满意的,认为这有违艺术的多元性、创造性。因为有人认为他反徐悲鸿、反中央美院,而遭到排斥,这件事,我看到他晚年也始终是郁闷得很。

谭老师千古!


 

 

2011718日,于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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